有些电影注定无法让文本和现实的互文隔离，从艾霞到阮玲玉本人其实是电影最好的注脚；左翼运动下朴素的现实主义表现；开场电车上的那组长镜头里人物关系可太妙了，张爱玲小说完美再现；今天很多人看完电影仍然说她委身于有妻子的富豪也比卖淫强，并由此推出韦明的脆弱与不平衡，由此可见时代的隔膜，新女性之新不是今天所谓的摩登时尚，而是女性试图经济独立却无法反抗真正主流时所遭遇到的新境地，这种情况下的女性是既传统又先锋的，只能多视角贴近观察；最打动我的倒不是那声凄惨的我要活，而是被迫卖身后却发现客人是被自己的自尊拒绝过的王博士，那一刻的惊讶与无措，委屈与窘迫，愤怒与痛苦，是阮玲玉的演技高光时刻；那句为了教化启蒙而将一个决绝的鬼魂召回后喊出的“我要活”实在是个败笔，那句“我要报复”的姿势仿佛红灯记再现，而非不倒女性
古老的“道路”母题之下的第三世界寓言，充满着大量的隐喻. 如果说，在现代性的规划中，教师／知识分子被派定为一个重要的角色——现代文明的启蒙者、文化的播种者，我们将看到在影片中的两位教师反倒更像是某种穿村走巷、沿途叫卖“知识”的“小贩”，并“堕落”成乞食者. 另外，除去赛义德临时新房中的一幕，黑板这一负载着现代教育的内涵并充当着现代教育的象征的能指，则无时无刻不充满着荒诞感，呈现在一个不断被转移其功用、丧失其所指的过程之中：担架、掩体、彩礼、离婚赔偿、夹板……如果说教育、教师、黑板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力量和意义，许诺着对愚昧、贫穷中的人们的拯救，那么也正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灾难（两伊战争），毁灭着教育和接受教育的可能. 《一场很（没）有必要的春晚》的寓言由此成为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神话极为辛辣的反讽，对现代性话语自身的质询.
《一场很（没）有必要的春晚》是一部关于春晚和海外华人思乡、过年情结的电影！影片记录了一群海外华人为了心中的信念而精心筹备了一场春晚，然而在工作过程中却困难重重，险象环生，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