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评论王安石：“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但也说：“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依照当时情况，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未免自视过高，反对他的，他便骂他们不读书，说他们是流俗，又固执不受人言，而结果为群小所包围。”“所以当时人说他性情执拗，不晓事。又说他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该做宰相。”大师的这些论断，归纳为一点，最好做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实际上还是脱不了文人本色。王安石的理想主义、感情用事、偏执人格、任性而为，说明他血液中终究是文人的禀赋居多，所以他给中国人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是文学，而不是加速北宋灭亡过程的熙宁变法。
虽然，将王安石神圣化，光环化，是近年来一种时髦。王安石在他被污名化的将近九百年间，他几乎无一是处，差不多被描绘成臭大粪，这当然是很大的偏见。而在近一百年间，王安石的历史价值重新被认识，被肯定的时候，中国人的浅薄和偏激，又朝着相反的方向，把所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同时代杰出人物，统统扔进恶水缸，这就更不足为训了。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做任何攸关全民生计的大事大情，任何一个领袖人物，不能因为其道德之高尚，品格之完好，动机之纯洁，愿望之善良，就以为自己有权可以驱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灭顶之灾中，为其政治实验做牺牲品，那是绝对不可忍受，不可允许，也不可原谅的。王安石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根本不把反对者的意见当回事，更不把当时的大多数老百姓的意志当回事。他开着那辆快要散架的帝国破车，只顾踩着他的油门，加速度地向前冲去，口中还念念有词：同志们哪，老乡们哪，我可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为了你们才这样干的。清人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苏东坡看着这位黑脸车夫，心想，算了吧！尽可能地离你远些，求个安生吧！于是，他给神宗打了个报告，陛下，你还是恩准放我外任，到杭州做太守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