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初步掌握唯物史观，是在20年代初期。当时，他真诚地认为：是唯物史观把他“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从死的暗影里救出”[2]；因此，他“非常感谢”马克思、列宁。他明确断言：“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3]这是20年代初期，中国纷纷扰扰的思想界中一个追求真理的战士的自白。从这个自白可以看出，郭沫若接受唯物史观，并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个人思想的“转换”，而且认为这是先进的人们借以“解决世局”的正确指针。这个认识，对于郭沫若毕生的史学道路有决定性的影响。20年代后期，郭沫若潜心研读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而把对于唯物史观的信念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唯物史观之影响和决定着郭沫若史学道路的第一个重大反映，是他在1929年撰成、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来看，此书不啻为作者执行在大革命中壮烈牺牲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遗嘱而作。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来看，它把唯物史观同阐述中国古史结合起来，这又可以看作是作者执行李大钊《史学要论》这一“遗言”而作，即“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4]。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最后一段文字中写道：“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5]这话，反映了历史形势的特点，也表明了作者在唯物史观和历史学上作为上述“遗嘱”或“遗言”执行人的坚定信念。本书在社会革命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上的重要价值，是当时的其他历史著作不能与之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