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也是不对的。科举诚不能皆得人，然立法之意，本不过说这是取士的一法，并没有说有此一法之后，任用时之衡鉴，任用后之考课，都可置诸不论。况且国家取士之途，别种都是注重经验的；或虽注重学识，而非常行之法；只有学校、科举，是培养、拔擢有学识的人的常法。
有学识的人，固然未必就能办事，然办事需用学识的地方，究竟很多（大概应付人事，单靠学识无用，决定政策等，则全靠学识）。“人必先知其所事者为何事，然后有欲善其事之心”，所以学识和道德，亦有相当的关系。
衡鉴之明，固然端赖君相，然君相决不能向全国人中，漫无标准，像淘沙般去觅取。终必先有一法，就全体之中，取出一部分人来，再于其中施以简择。此就全体之中取出其一部分人之法，惟有科举是注重学识的，如何能视之过轻？经义、策、论，固亦不过纸上空谈，然其与做官所需要的学识关系的疏密，岂能视之与诗赋同等？所以旧党的议论，其实是不通的。
然在当时，既成为一种势力，即不能禁其不抬头。于是至元祐之世，而熙宁之法复废。熙宁贡举之法虽废，旧法却亦不能回复了。因为考试是从前读书人的出身之路，所试非其所习，习科举之业的人，是要反对的。熙宁变法时，反对者之多，其理由实亦在此。到元祐要回复旧法时，又有一班只习于新法的人，要加以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