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和亚细亚的行省曾经培育了希腊人的语言和处世态度，现在却深受阿里乌斯派论争的毒害。东部的教士和人民习于研讨柏拉图思想体系，喜欢运用冗长而多变的语言，进行虚浮而夸耀的辩驳，发表意见时滔滔不绝，而且喜欢咬文嚼字。激烈争论使他们忘形，把哲学的审慎和宗教的顺从抛诸脑后。西部居民没有探究到底的精神，看不见的东西不会激起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习性也不愿与人辩论。高卢的教会安于无知的状况，奚拉里在第一次宗教大会召开三十多年之后，还对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信条感到极为陌生。拉丁人通过晦涩难懂和有失精准的翻译，获得神明知识的吉光片羽。他们的土语贫乏而呆板，不可能对希腊的专门词汇和柏拉图的哲学用语提出相应的同义语，尤其是这些用语已被福音和教会神圣化，用以表达基督教的信念。而且只要一个词使用失当，便有可能在拉丁神学中引起一系列的错误或混乱。[1480]但是，西部各教区的主教十分幸运，由于他们从正统的教会的来源取得了他们的宗教知识，因而能够保存原来恭顺接受的教义；当阿里乌斯派的瘟疫接近边界时，他们又及时得到罗马教皇像慈父一样的关怀，提供“本体同一”当作最有效的预防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