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可怜的安娜·奥地利来讲，舞会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情。因此不出红衣主教所料，一听到国王宣布这件事，最后一点怨恨的痕迹，即使没有从她心里，至少从她脸上彻底消失了。她问舞会在哪一天举行，但国王回答，这一点需要同红衣主教商定。
国王果然每天都问红衣主教，舞会什么时候举行；每天红衣主教都随便找个借口，不肯确定日期。
这样过了十天。
在我们所叙述的那场风波发生后的一星期，红衣主教收到盖有伦敦邮戳的信。这封信只有两行：
东西已到手，但缺少盘费，我无法离开伦敦。请寄来五百比斯托尔。款收到后四五天，我即抵巴黎。
红衣主教收到信的当天，国王再次向他提出那个老问题。
黎塞留屈指一算，低声对自己说：
“她说收到款之后四五天；款寄到得四五天，她回来也得四五天，加起来就是十天。现在，就算遇到顶头风，节外生枝，再加上女人的软弱，十二天也就够了。”